周胤：城随境迁——佛教影响下的北魏洛阳城市变迁

理财品种阅读 100 2024-12-10 18:51:43

摘要：洛阳是北魏后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467—499）迁洛，至永熙三年（534）孝静帝（524—552）迁邺，北魏都洛凡41年。在这41年间，其城市面貌因受佛教扩张的影响，曾经出现过阶段性的历史变迁。洛阳从迁都初期寥廓的汉晋遗留之都，逐渐发展成宣武、孝明帝时期（510—528）寺塔林立的繁华都市。其城市空间日益拥挤，给都城管理也带来了压力。京邑面貌的变迁过程体现出了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并留意的。

一、引言

图1 北魏洛阳城市及伽蓝图（公元493-501年）[15]

三、宣武、孝明帝时期的洛阳城市变迁与格局——景明二年（501）筑坊至武泰元年（528）“河阴之乱”前

图2 北魏洛阳城市及伽蓝图（公元501-528年）[23]

四、魏末佛寺的倾占与帝都空间之骤变——武泰元年（528）“河阴之乱”至永熙三年（534）迁邺

图3 北魏洛阳城市及伽蓝图（公元528-534年）[33]

五、总结

附录一龙门石窟北魏纪年题记分布情况（单位：品）[34]

孝文帝太和年间：古阳洞（7）、其他窟龛（1）

宣武帝景明年间：古阳洞（17）、其他窟龛（1）

正始年间：古阳洞（24）

永平年间：古阳洞（25）

延昌年间：古阳洞（13）、其他窟龛（1）

孝明帝熙平年间：古阳洞（4）

神龟年间：古阳洞（11）、慈香洞（1）、石牛溪（1）、其他窟龛（2）

正光年间：古阳洞（9）、莲花洞（2）、石牛溪（2）、魏字洞（5）、药方洞（2）、火烧洞（8）、其他窟龛（6）

孝昌年间：古阳洞（5）、莲花洞（5）、魏字洞（15）、石窟寺（1）、其他窟龛（2）

武泰年间：莲花洞（1）

孝庄帝建义年间：莲花洞（2）

永安年间：石牛溪（2）、药方洞（1）

节闵帝普泰年间：莲花洞（2）、普泰洞（1）、药方洞（1）、火烧洞（1）、宾阳中洞（1）、赵客师洞（1）

孝武帝太昌年间：莲花洞（1）

永熙年间：古阳洞（1）、莲花洞（3）、药方洞（1）、赵客师洞（1）、其他窟龛（2）

附录二宣武、孝明帝时期洛阳新建寺院（注：*为尼寺）

永宁寺孝明时灵太后立

*长秋寺[35] 盖宣武时刘腾立

*瑶光寺宣武时宣武帝立

*景乐寺盖宣武时清河文献王元怿立 “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及文献王薨，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后，汝南王悦复修之[36]。”[3]41-42

*昭仪尼寺盖孝明时阉官等立

愿会寺盖孝明时中书侍郎王翊[37]舍宅立

光明寺宣武时苞信县令段晖舍宅立[38]

*胡统寺宣武时灵太后从姑所立。姑为尼，居此寺。[39]

城东

*明悬尼寺宣武时彭城武宣王元勰立[40]

龙华寺宣武或孝明时宿卫羽林、虎贲等立

*魏昌尼寺宣武时阉官瀛洲刺史李次寿立[41]

*景兴尼寺盖孝明时阉官等共立

灵应寺孝明时京兆人杜子休舍宅立 “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宅中朝时太康寺也。’……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3]64-65

秦太上君寺孝明时胡太后立

正始寺宣武时百官等立 “正始中立，因以为名。”[3]73

平等寺[42] 宣武时广平武穆王元怀舍宅立

景宁寺盖宣武时太保司徒公杨椿立[43] “高祖迁都洛邑，椿创居此里，遂分宅为寺，因以名之。”[3]88

城南

景明寺宣武时宣武帝立 “宣武帝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3]97

招福寺孝明时高显略造[44]

秦太上公二寺孝明时西寺，灵太后立；东寺，皇姨立

正觉寺宣武景明初尚书令王肃立[45]

龙华寺宣武景明初广陵王（元羽）立[46]

追圣寺宣武景明年间北海王元详立[47]

归正寺孝明时萧衍子萧正德舍宅立 “正光四年（523），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为筑宅归正里。后正德舍宅为归正寺。”[3]116

菩提寺盖宣武或孝明时西域胡人立

崇虚寺为道教设，盖宣武时立在城西[48]，即汉之濯龙园也。 “延熹九年（166），桓帝祠老子于濯龙园，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之乐，此其地也。高祖迁京之始，以地给民，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3]126

城西

冲觉寺孝明时清河王元怿舍宅立

王典御寺[49] 盖宣武时阉官王桃汤立

法云寺未知，盖宣武或孝明时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立

灵仙寺宣武景明中比丘道恒立

开善寺盖孝明时京兆人韦英宅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人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梁氏惶惧，舍宅为寺。……尚书左仆射元顺[50]闻里内频有怪异，遂改阜财为齐谐里也。”[3]146-147

融觉寺盖宣武时清河王元怿立

大觉寺盖宣武时广平王元怀舍宅立[51]

永明寺宣武时宣武帝立

寺名未知宣武或孝明帝时陈留王元景皓舍半宅立

城北

崇立寺宣武或孝明帝时 “神龟元年（518）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3]168

凝玄寺宣武或孝明帝时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 “迁京之初，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3]16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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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⑶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释 [M]. 周祖谟,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0.

⑷不著撰人.元河南志[M]//徐松,辑.丛书集成续编:第23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⑸钱国祥. 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A].杜金鹏, 钱国祥,主编. 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4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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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 考古学的印证 [G]//唐研究. 第9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⑾李百药.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2.

⑿刘昫,等.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⒀赞宁.大宋僧史略[M], 大正藏.第54册.

⒁刘易斯·芒德福（Lewis Mumford）.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M] 倪文彦, 宋俊岭,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注释：

[1] 相关研究如荣新江：《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88页；季爱民：《里坊规划与隋唐长安寺院建筑布局的关系》，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330页。

[2] 如服部克彦：《北魏洛阳の社会と文化》第二章《北魏の洛阳都城》，ミネルヴア书房1953年版，第15-46页。

[3] 王惠君曾在《北魏洛阳における仏寺规制の推移と仏塔建立に关する考察》一文中，论及佛寺在北魏洛阳的总体建立过程，并考证了城中大部分已知寺院的成立时间，提出了寺塔高度与营建者社会地位成正比关系的结论。只是，笔者对王氏考证的部分洛阳寺院的成立时间，仍有疑问（譬如大统寺，王氏仅凭《正光三年大统寺慧荣造像记》即判定其为孝明帝时代成立的寺院，不够准确），且其中遗漏了个别寺院的建立情况（如开善寺、广陵王所立“龙华寺”、“庄严寺”等）。因此，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仍需再作商榷与推进。参见王惠君：《北魏洛阳における仏寺规制の推移と仏塔建立に关する考察》，日本建筑学会：《日本建筑学会计画系论文集》，第457号，1994年版。另外，傅熹年曾大概描述过北魏迁洛以后，都城内佛寺发展的总体脉络，但其也并未对此多作阐发。参见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62页。

[4]《水经注》中关于金墉城、洛阳旧宫遗址等情况的介绍，反映出北魏重建洛阳是在魏晋洛阳城之基础上进行。参见郦道元撰：《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5-1438页。

[5] “重建的洛阳以原魏晋洛阳城为内城，在它的东、南、西、北四面拓建里坊，形成外郭……这种以原有都城为核心，外部主要在东、西、南三面的布局，在前此的都城中，只有北魏平城是这样。由此可知，北魏重建洛阳，拓展外郭，是吸收了平城的传统。”参见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第81页。

[6] 《南齐书·魏虏传》：“（永明）九年（491），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参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57，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90页。

[7] 《洛阳伽蓝记》云：“自延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参见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47页。同时，非宗室鲜卑贵族亦多居于城西地区，如穆（丘穆陵）氏穆纂，即住于城西宜年里（参见《穆纂墓志》，韩理洲等辑校编年：《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168页）；侯（莫陈）氏侯刚，住于城西中练里（参见《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41页）。

[8] 韩显宗曾上书孝文帝，建议应令“贵贱有检，无得踰制……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参见《魏书》卷60，第1338-1339页。

[9] 太和十八年（494）从南朝背逆归顺而来的王肃，被安置在城南“延贤里”内（参见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08-109页）。王肃之侄王诵，亦在宣武初期入国（参见《魏书》卷63，第1412页）。从《王诵妻元贵妃墓志》可知，王诵住于“延贤里”西之“劝学里”，亦在洛阳城南（参见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册，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349页）。另外，从高祖迁都时期，王肃被安置在城南延贤里来看，永桥南面夹御道而设的“四夷馆”、“四夷里”，很可能是在世宗景明二年（501）建坊之时或之后，才开始建设。

[10] 《续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记云：“佛陀禅师，此云觉者，本天竺人……后隋（随）帝南迁，定都伊洛，复设静院，勅以处之。”（参见道宣撰：《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第551a-b页）。又，《续高僧传·魏洛阳释道辩传》云：“释道辩，姓田氏，范阳人……初住北台，后随南迁，道光河洛。”（参见《续高僧传》，第471c页）。上述佛陀禅师和释道辩即是当时随孝文帝南迁的僧人之一。

[11] “自兴光至此（指自文成帝复佛至太和元年［477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魏书》卷114，第3039页。

[12] 笔者曾总结过孝文帝迁都初期洛阳城中所遗留的汉晋名寺，参见周胤：《北魏洛京的建立与释教信仰生活的新启》，见楼劲主编：《魏晋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8-552页，表1。

[13] 相关研究参见周胤：《北魏洛京的建立与释教信仰生活的新启》，第571-573页。

[14] “（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飨群臣于太极前殿，赐布帛有差，以初成也。”《魏书》卷8，第195页。

[15] 在已知考古资料之基础上，查阅相关文献，综合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版）；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以及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等著作中所附北魏洛阳城图，笔者根据孝文帝迁都后直至宣武帝景明二年（501）筑坊前的诸多史实，重新绘制了这九年中北魏洛阳的城市及伽蓝图。（底图修改自钱国祥所绘“北魏洛阳外郭城坊市格局推测复原图”。参见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二》，《华夏考古》2019年第6期，第74页，图一。）

[16] “步”为古代旧制长度单位，举足两次为“步”。“唐武德七年（624）始以五尺为步，前此皆以六尺为步。”参见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上册，清华学报社1965年版，第230页。其时之“一步”相当于今日之五尺，因此三百步即为一华里（500米）。参见赵福茹：《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浅识》，洛阳市文物局、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编：《汉魏洛阳故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页。

[17] 如何柄棣、宿白认为，《洛阳伽蓝记》之说为正确，《魏书》似有传抄错误（参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第219-243页；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第42-56页）；王仲殊等学者则认为，“二百二十应系三百二十之误”（参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汉魏洛阳故城研究》，第437页，注81）；张金龙总结：“在三百二十三坊的面积中实际所筑的里坊数为二百二十坊。三百二十三坊是未筑前的方案，而二百二十坊则是筑成之后的实际数字”（参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第303页）；刘淑芬以为：“洛阳城坊数三百二十或三百二十三，是指在洛阳城郭之内及郭外地区所建的坊数，二百二十则是仅指在郭内兴筑的坊数”（参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418页）。以上诸多的讨论，均不曾细辩“里”与“坊”之间的差别，因此存在一定的偏颇，需再作商榷。

[18] 洛阳城中的不少“里”名，多由孝文帝创设，如“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参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67页；再如前述之“延贤里”，也由孝文帝命名。参见《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09页。

[19] 如齐东方认为：“洛阳的坊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下令建洛阳，第二年迁入，七年后的宣武帝景明二年（501）才在广阳王元嘉的建议下筑坊。就是说城内居民已经基本安排妥当，形成了按人口管理的区块，为了使‘奸盗永止’才开始筑坊。这就间接地得到启示，即当时的‘里’与‘坊’并不完全等同。《洛阳伽蓝记》中可检索出有名称的里仅四十二个，有的几百户，而建阳里二千户，归正里三千户，慕义里达万户等。说明当时筑坊时考虑了人口居住的现实情况，而且未必都是以一里见方之地严格地划分。”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第56页。

[20] 景明三年（502）“十有二月戊子，诏曰：‘……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魏书》卷8，第195页。

[21] 《魏书·北海王传》：“初，世宗之亲政也，（元）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被召入，共乘犊车，防卫严固。高（太妃）时惶迫，以为详必死，亦乘车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皓等谋为逆乱。于时详在南第……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台……又虎贲百人，围守详第，虑其惊惧奔越。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谕之，示以中尉弹状。”《魏书》卷21上，第562页。《元详墓志》载其薨于正始元年（504）。参见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册，第104页。《魏书》记元详于收禁南台后二旬毙，则收禁南台之时间，应在正始元年（504）。从本传载其事发时，宣武帝“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谕之，示以中尉弹状”，可知当时宣武帝处理政务之所，应仍在金墉城内。又，《魏书》载：“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魏书》卷69，第1536页。当正始初年，中书外省仍设在金墉城内，也可证明宣武帝盖尚在城内阅政。

[22] 参见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41、55、73页。

[23] 在已知考古资料之基础上，查阅相关文献，综合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以及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等著作中所附北魏洛阳城图，笔者根据宣武帝景明二年（501）筑坊后直至武泰元年（528）“河阴之乱”前的诸多史实，重新绘制了这二十七年中北魏洛阳的城市及伽蓝图。（底图修改自钱国祥所绘“北魏洛阳外郭城坊市格局推测复原图”。参见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二》，第74页，图一。）

[24] 如“建中寺”先为刘腾和高阳王元雍之宅。建义元年（528），尔朱世隆为尔朱荣追福，题以为寺（见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32-35页）。另如“归觉寺”，即舍自刘胡兄弟四人宅（参见《洛阳伽蓝记校释》，第96页）。

[25] 日本学者村田治郎即有类似的看法。参见村田治郎：《中国建筑史丛考·仏寺仏塔篇》，日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26] 尽管南北朝时期是讲究门第的贵族社会，贵臣王亲所造的寺院并不轻易对百姓开放，但佛寺仍然成为了文人雅士及普通民众游观嬉戏的佳处。如寿丘里内“河间寺”，从河间王元琛宅转变为寺观后，于佛诞日可开放给京师士女参观。《洛阳伽蓝记》载：“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参见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48-152页。另外，城北凝玄寺、内城景乐寺及城东宗圣寺，也都有对都城百姓开放参观的情形。参见《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67页；第41-42页；第59页。

[27] 相关研究参考周胤：《北魏武、明时期洛阳寺院布局与里坊规划》，《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第153-154页。

[28] 灵太后曾在熙平二年（517）春颁布有一则禁断私度僧尼令，从中可见当时僧尼私蓄奴婢之盛。参见《魏书》卷114，第3042-3043页。

[29] “（永平）二年（509）冬，沙门统惠深上言：‘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又，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后略）’。”《魏书》卷114，第3040-3041页。

[30] 《魏书·释老志》载永平四年（511），宣武帝曾颁布诏书对滥用僧祇粟之现象进行整肃。同卷还记录了尚书令高肇上奏言都维那僧暹、僧频等欺压僧祇户之情状。参见《魏书》卷114，第3041-3042页。

[31] “（永平）二年（509）春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见《魏书》卷8，第207页；“延昌三年（514）（十有一月）丁巳，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见《魏书》卷8，第215页；“延昌四年（515）六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见《魏书》卷9，第222页。

[32] 武德九年（626）六月，发生玄武门事变，高祖立李世民为皇太子，统领万机，大赦天下，亦停止上述诏令（即《全唐文》所辑《沙汰佛道诏》）。参见《旧唐书》卷1，第17页。

[33] 在已知考古资料之基础上，查阅相关文献，综合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以及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等著作中所附北魏洛阳城图，笔者根据武泰元年（528）“河阴之乱”后直至永熙三年（534）孝静帝迁邺前的诸多史实，重新绘制了这六年中北魏洛阳的城市及伽蓝图。（底图修改自钱国祥所绘“北魏洛阳外郭城坊市格局推测复原图”。参见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二》，第74页，图一。）

[34] 此附录在刘景龙、李玉昆编著：《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附表二“北朝纪年题记的分布”之基础上重新整理。参该书第66页。

[35] 刘腾在宣武帝时任“大长秋卿”一职（见《魏书》卷94，第2027页），因此“长秋”寺盖在宣武时立。

[36] 元怿逝于正光元年（520），见《魏书》卷22，第592页。目前发现有正光三年（522）《元悦修塔记》、《元悦遣贾良造像记》及正光五年（524）《元悦修治古塔碑铭》（见韩理洲等辑校编年：《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页；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5册，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160、248页），盖与修复景乐寺在同一时期。景乐寺如是孝明帝时期所建，则短时间内应无需修复，因此推测其盖在宣武时立。又，到孝明帝时，内城空间已很拥挤，除了舍宅，恐怕很难再找到空地立寺，因此推测其在宣武帝时立。

[37]王翊在宣武初入魏，其“颇锐于荣利，结婚于元叉，超拜左将军、济州刺史，寻加平东将军。”（见《魏书》卷63，第1412-1413页。）王翊于永安元年（528）卒（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6册，第259页）。因此，其得势盖在孝明帝时。考虑到其时内城中已很难再觅见空地，立寺只能舍宅，因此王翊舍宅的时间，盖在肃宗之时。

[38] “宣武（时期）。洛阳段辉闻地下钟声，得金佛一菩萨二。遂舍宅为寺。”［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49册，第463c页。

[39]“后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魏书》卷13，第337页。）可知胡统寺在宣武时立。

[40] 元勰于永平元年（508）见杀（《魏书》卷21下，第571页），因此立寺时间应在宣武帝时。

[41]《魏书·阉官》载李次寿在宣武帝时出为瀛州刺史。永平元年（508），勒众征京兆王元愉，为愉所破。代还，遇风疾，数年卒（《魏书》卷94，第2026页）。由此可知李次寿卒于宣武帝时，该寺应在其时立。

[42] “《冯翊王高润修平等寺碑》：‘永平中，造定光铜像一区，高二丈八尺。永熙年金涂讫功。’”由此可知此寺在宣武时立。（见［清］王昶：《金石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587页下。）

[43] 很可能因景明二年（501）建坊，杨氏一族由景宁里搬至依仁里，遂分景宁里宅为寺。参见周胤《北魏洛京的建立与释教信仰生活的新启》第764页中的相关论述。

[44] 高显略于宅邸掘得苏秦家金百斤，造招福寺。当时元乂秉政，就略索金（《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02-103页），由此说明此寺造于孝明帝时。

[45] 正觉寺乃王肃为其前妻谢氏所造。王肃薨于景明二年（501），“肃临薨，谢始携二女及（王）绍至寿春”（《魏书》卷63，第1411-1412页），因此正觉寺当在宣武景明初立。

[46] 元羽卒于景明二年（501）（见《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3册《元羽墓志》，第339页），则该寺盖在宣武景明初立。

[47] 元详卒于正始元年（504）（见《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册《元详墓志》，第104页），因此追圣寺盖在宣武景明年间立。

[48] 平城时期的崇虚寺，乃为道教而设（见《魏书》卷114，第3055页）。此洛阳崇虚寺既然建于桓帝祠老子之濯龙园故地，或就是平城时期该寺的翻版。另外在显祖时，僧曹亦有负责供给道士衣食的情况，则彼时道教盖多依附于佛教的管理之下。所以此崇虚寺乃属于道教之寺，较为合理。

[49] 王桃汤在宣武帝时为“中尝食典御”，则其寺盖在此时建立（见《魏书》卷94，第2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