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木铝合金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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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兴寺辽代双塔艺术巡礼：小李世家分享2、辽博史上最大规模辽金展：《瑞鹤图》与出土辽画领衔3、为什么昌黎源影塔塔身浮雕在中华古塔中独树一帜，堪称一绝？

崇兴寺辽代双塔艺术巡礼：小李世家分享

崇兴寺辽代双塔艺术巡礼

小李世家分享

北镇双塔（又名崇兴寺双塔）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区东北隅，是两座风格一致，秀丽挺拔的辽代古塔。

两塔东西相距离43米。东塔高43米。西塔高42米,均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基座每面宽7米,基座上雕有各种花纹,下部雕有狮子、负重力士和莲瓣。向上为仰莲座,座上承托塔身,塔身八面，每面各有一拱形佛龛，内立雕一砖坐佛，结跏趺坐，后浮雕火焰式背火；坐佛两侧各站一半浮雕砖胁侍；佛龛上有砖浮雕宝盖和两个飞天。塔檐十二层，由下至上逐层内收，每层檐角俱挂有风铃，随风摇动，声音清脆悦耳。塔顶的莲座、宝瓶、鎏金 崇兴寺双塔刹杆、宝珠、相轮均保持完好。西塔中部还镶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重修崇兴寺塔记》小石碑。

近年经国内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及考古学者对崇兴寺双塔考察论证，以双塔的营造法式、建筑风格以及砖雕细部等特征判断此塔为辽塔。专家还从建筑学角度认定建于辽代晚期。

从营造法式、建筑风格来看，崇兴寺双塔极具辽塔风格，称得上是辽塔建筑的典型，是颗闪亮的明珠。双塔东西对峙，均为砖筑实心，八角十三层密檐式。两者形制基本相同，皆由塔基、塔座、塔身、塔檐、塔顶、塔刹六部分组成。造型上的特点是在台基上建须弥座，上置斗拱与平台，上有一米高的仰莲带，带上即塔身，塔身外部仿木结构有柱、斗拱和密檐，顶部用塔刹做结束。

辽博史上最大规模辽金展：《瑞鹤图》与出土辽画领衔

澎湃新闻获悉，9月29日，“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将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是辽宁省首次以主题文物展的形式解读辽金历史文化，也是辽博史上展品数量最多的辽金文物展览。展品以辽金出土文物为主体，展出454件（组）文物，其中，外借文物311件（组），馆藏文物143件（组）。包括医巫闾山遗址、辽上京城、辽祖陵、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大营子驸马墓、新香坊金墓、金中都皇陵、长白山神庙遗址，以及北京、山西、河北、河南等省重要的辽金墓葬、遗址出土文物，充分提炼精品文物的文化内涵。

重点书画文物包括辽《山弈候约图》《竹雀双兔图》，金杨微《二骏图》，宋代赵佶《瑞鹤图》，南宋《卤簿玉辂图》。 其中《山弈候约图》《竹雀双兔图》，均为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国内仅存的两幅辽代墓葬出土绢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金杨微《二骏图》，以“一骏纵逸不受羁”为题材，运用浑厚豪放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女真人牧马的形象，刻画生动传神。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由辽博联合黑龙江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等8家省级博物馆承办，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旅顺博物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2家文物机构协办。

展览分为“初兴风土: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学唐比宋:辽金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南北同风：多民族的共生与发展”“文脉一统：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四个单元。展览加强了最新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利用，突显辽金历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策展团队将最新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展览的结构体系、展品遴选与展览阐释中，从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多民族文化的共生与发展、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四个方面，用全新的展览手段和创意展示辽金文化的兼容并蓄、缤纷多彩，活化无声的历史文物，并通过生动地解读文物和述说它们背后的故事，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影响。

第一单元 初兴风土: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属东胡族系，是鲜卑宇文部的别支，世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女真属肃慎族系，是黑水靺鞨的一支，唐代开始在东北地区建立部落联盟，后为辽朝藩属。契丹、女真融合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的精华，构建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鎏金银鞍桥

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是对中华历史进程产生重大作用的北方游牧部族，其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东胡，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成为北方的重要力量，后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慕容鲜卑吸收中原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三燕文化。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推行汉化改革，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构成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契丹族的早期活动，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其后族属渐盛，居松漠之间。这个传说揭示了契丹民族的形成历程，也反映了契丹两大姓氏长期以来的通婚传统。

青玉双鹅带盖小盒

镶玉银马络

公元7世纪初，靺鞨族开始崛起。698年，靺鞨族首领大祚荣建立了渤海国，鼎盛时期的疆域涵盖了东北东部、朝鲜半岛北部以及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926年，渤海为辽国所灭。二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渤海国在文学、艺术、建筑、音乐和舞蹈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文化深受唐朝影响，同时具有本民族特色，“海东盛国”辉煌一时。

镶玉银鞓蹀躞带、鞧带

镶玉银鞓蹀躞带、鞧带

辽灭渤海后，居住在粟末水（松花江北流段）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松原）之东的黑水靺鞨人被称为“生女真”。完颜部即生女真的一支，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于1115年建立金国。金国最强盛时，所辖疆域北至外兴安岭，东北至鄂霍茨克海及日本海，东南抵鸭绿江与高丽为邻，西达陕西西北地域与西夏接壤，南以淮河和大散关与南宋分界。女真的崛起和金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版图和社会进程。

镶玉银胸带、鎏金铜马镫

契丹最初崛起时，以游牧和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契丹皇帝每年根据季节变化，到不同的地方进行游猎和巡视，处理国家事务，即为四时捺钵之制。女真人的游猎文化与契丹人一脉相承，金熙宗曾下诏：“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纳钵，并循辽人故事”。四时捺钵是游牧、渔猎文化在政治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策略，极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

第二单元 学唐比宋:辽金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

辽金两朝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充分借鉴和吸收了隋唐以来的中原传统。辽朝建国后，逐步消解契丹传统的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女真早期实行勃极烈制，在攻取辽、北宋时，女真人将所获出行仪仗、图书典籍、礼乐器用等全部运回国都，开国礼制一开始就“参用辽宋”。辽金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纳，源自其对华夏正统的深度认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赵佶《瑞鹤图卷》

辽金政权虽由契丹、女真为主体民族所建，但都以中国正统自居，并通过多种方式展开正统性竞争，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契丹占据幽云后，逐步自称中华，视契丹人为中华之民。澶渊之盟后，辽宋国书中频频强调“义若一家”，将彼此视为兄弟之邦。金人建国伊始便诏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地位，据有中原后更自谓中国，金中都呈现一派“女真人寝忘旧风”“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的景象。这些都体现了辽金统治者对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传统的深刻认同。

《卤簿玉辂图》以工笔重彩描绘了宋代皇帝出行祭祀的卤簿仪仗。此图出自南宋宫廷画师的手笔，描绘了玉辂、开道骑兵、导驾官员、侍从等，共计一百八十一人。

飞鱼形青瓷水盂，出土于辽墓的耀州窑精品，是契丹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辽朝承袭唐朝加强北方边疆的政策，先灭渤海，后取燕云十六州。金朝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将原本由蒙古部落统治的区域纳入其版图。辽金两国在北疆地区建立行政单位，设州置县，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并鼓励汉人移民北疆，开展农业耕作及贸易活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这些开发措施为北疆地区带来了稳定和发展，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

白釉黑花葫芦形倒流壶

白釉黑花葫芦形倒流壶（局部）

辽灭后晋时，将其太常乐谱、宫悬、乐架等运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进而吸收了大量中原地区的音乐元素。辽代雅乐的八音十二律主要承自唐朝。辽墓中常见的散乐图装饰既展示了辽代宴享乐舞的繁荣景象，也揭示了契丹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交融。女真攻占辽宋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始有金石之乐”，至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年间，又循唐宋之旧例，进一步完善了礼乐制度。

商业在辽金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辽金与两宋等政权共同搭建了以榷场为枢纽的商贸网络，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每逢重大吉庆丧哀之时，双方互有聘使往来，互赠礼物，以通有无，客观上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礼仪文化的传播。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货币铸造和流通制度在辽金政权中逐渐建立起来，自铸钱与流通广泛的宋钱兼行，使得各政权体系间的经济交融更为密切。

云龙纹大铜镜，镜背以细线刻双龙绕钮飞舞，线条苍劲有力，双龙神态活泼生动，是辽代铜镜的经典之作。

云龙纹大铜镜纹饰线图

随着辽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和人口的迁徙，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原的陶瓷、纺织技术，室韦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这一地区，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总的来说，辽金时期的手工业在技术和艺术层面均有显著发展，许多手工作品至今仍被视为珍贵的艺术品。

第三单元 南北同风：多民族的共生与发展

辽金时期，北方族群南进，建立与汉族政权并立的民族政权，各民族杂居相处，互相促进。辽金两朝在经济、生活、礼仪等方面深受汉文化影响，任用汉人做官、制定典章制度，学习农耕技术和生活方式，汉人移居边境学习少数民族的游牧经验，进入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被同化。中原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深入交流，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进程。

辽代灰陶绘九鹿纹骨灰罐

辽金时期，统治者根据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实际情况，施行适应当地风俗的治理政策。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对境内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沿袭原有的统治方法，在南部燕云十六州则采用汉人传统的管理体制。司法制度亦南北有别，但蕃律和汉法渐趋统一，“凡四姓相犯，皆用汉法”。金朝征服中原后，延续了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诸般开明政策的实施体现了辽金统治者对不同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尊重与包容，对巩固多民族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鎏金银扞腰

辽金统治区域广大，族群众多，农业与畜牧业并存，经济生活方式丰富多彩。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随后农业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共同成为经济的核心，形成了具备规模的南部燕云农耕区、辽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女真族起源于白山黑水，虽有农耕传统，但发展程度有限。到了金代，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的亚农业区域首次出现了行政上的统一开发和农业地域上的彼此联合，标志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业在这一地区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绿釉花蕃草纹双孔鸡冠壶，为辽代陶瓷的代表性器物，源于契丹

衣饰之物是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嬗变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辽人“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契丹人早期的衣着服饰主要以动物皮毛制成，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日益加深，也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向麻、布、丝等多样化发展。随着女真人迁居中原，衣饰也渐染汉风，由“布衣好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当然，金朝汉人因“久习胡俗，……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同时，也影响了南宋民众的服饰。

漆木双陆棋，目前中国出土唯一完整的古代双陆实物。

游艺娱乐活动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广受人民大众喜爱，且往往凭借其天然的吸引力和易于学习的特性而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先锋。辽金时期，人们在闲暇之余时常进行音乐、舞蹈、骑射、角抵、击鞠、围棋、双陆等各种文体游艺活动，颇具生活情趣，契丹、女真与中原、渤海的习俗交汇融合，展现了多元的文化特色。

三彩釉印牡丹双蝶纹海棠盘，独具民族特色的辽三彩，花曳蝶舞，色调明艳，映射文化交融。

丧葬习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经济水平、等级制度和宗教信仰，是辽金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辽金葬俗趋同汉制，既有土葬也有火葬，以土葬为主。贵族有家族墓地，往往构筑不同规模的砖石墓室，多见木结构或仿木结构的椁室和壁画装饰，少数墓中还有小帐式木椁建筑和奢华的随葬品。一些贵族墓有墓志或墓碑，记载逝者生平，是难得的石刻史料。金属面具和网络衣罩则更是契丹贵族独特的葬具，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是中国古代传统礼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单元 文脉一统：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

文化认同是中国认同的核心和深层动力。辽金时期，各族群在交融中共同创造了璀璨的文化，由于统治者的尊重和采纳，尊孔崇儒蔚然成风，汉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文学、诗词、书法、绘画、艺术等方面皆有体现。草原丝绸之路联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促进了以佛教为主的宗教的传播，使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更加丰富、多元和开放。各种文化观念通过交流与融聚，逐渐趋于统一，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认同基础。

辽金时期，契丹、女真民族通过与中原汉人的长期交往，不约而同地将儒家文化确立为族群和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辽太祖定下“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兴建孔子庙，命皇太子在春秋两季进行祭拜，后又亲自参拜，奠定了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金熙宗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建孔庙，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璠为衍圣公，还亲莅孔庙进行奠祭，认为“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金代尊孔崇儒之风自此确立。

佛教和道教是辽金时期各族交流的重要文化桥梁。契丹族最初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辽太祖建国前，佛教已传入契丹，圣宗耶律隆绪以后，兴宗、道宗尤崇佛教，佛教因此大盛。金人对佛教亦推崇备至，帝后百官皆重佛礼佛，在各地设有僧职，许多贵族甘愿舍儿女为僧尼。“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北方地区还出现了全真教和太一教等新派别，对金朝统治及元朝前期的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辽金文化区域至今依然保留着诸多佛塔寺院遗迹，并出土有大量的造像、佛画和法器、刻经等艺术珍品。

文字是教化的有效工具。契丹、女真建立政权之前，均有语言而无文字，在与中原汉人的长期接触和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各族纷纷借鉴汉字创制出自己的文字。辽朝建立后，先是创制了脱胎于汉字的契丹大字，后又利用回鹘文改制成契丹小字。金朝则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女真语创制了女真大字，后采汉字、契丹字偏旁而创制女真小字。这些文字的出现是华夏文明向天下边缘扩展的成果，体现了各族群在天下体系内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文化形态发展的自觉。

山弈候约图

竹雀双兔图

辽代绘画艺术融合了汉族的精致与北方民族的粗犷，风格独树一帜，其绘画技法承自唐代，却又不乏创新。在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下，辽代寺庙壁画和佛画高度繁荣，兼具高超的艺术价值与深厚的文化内涵。金代山水画受北宋山水画启发，着重表现山水的宏伟与壮丽，追求超越自然的艺术境界，人物画则充分展现了女真族的英勇和强悍。尽管辽金绘画的艺术成就未能达到唐宋之高度，但仍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波斯玻璃瓶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圈足细颈，瓶口似鸟首，柄柱似鸟尾，瓶子整体造型犹如一只昂首蹲坐状小鸟。瓶内有一长颈弧腹小瓶无比巧妙。瓶子轻薄晶透，造型奇特，一千年前从伊朗千里迢迢去到辽宁朝阳，并安放在了朝阳北塔的天宫中静置千年。1988年重见天日。

银釦玻璃方盘，磨花玻璃制品，经草原丝绸之路传入辽境，是辽代与西亚地区文化交流的见证。

辽金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区之间通过广袤的草原构建了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即草原丝绸之路。它不仅是商品往来的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在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被运抵中亚和西亚，后者的金银、宝石、玻璃、香料等珍贵商品则被引进中国。与此同时，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也通过这条路线得到传播，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借鉴与融合。

据悉，本次展览还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探索创新，将数字投影、科技互动、虚拟现实、艺术装置等多元体验融入展览中，使观众在观展的同时，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辽金时期的文人松下对弈、气势磅礴的皇家仪仗、游牧民族的渔猎生活。此外，为提升展览的文化体验，丰富游客的博物馆之旅，展览将研发主题文创，计划开设公共教育与服务空间，力争将文化之美与体验之趣巧妙融合在一起，推动文旅融合。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1月28日。

注：本文图文资料据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为什么昌黎源影塔塔身浮雕在中华古塔中独树一帜，堪称一绝？

来源：中国民族建筑

古建新探

文/朗智明

辽代工匠的砖仿木技术炉火纯青、辽代砖塔塔身砖雕精美绝伦。昌黎源影塔身八面的“天宫楼阁”砖浮雕，技艺精湛、细节逼真。无论是从砖仿木构的角度，还是雕刻艺术的角度，皆为登峰造极之作。

河北省昌黎县，北枕碣石山，坐落在辽西走廊的最西口，源影塔位于昌黎县城西北部的县文管所院中。

昌黎县境，自古为辽西郡辖地，县城始建于唐代晚期，为侨置本设于今辽宁朝阳的营州所建。

辽时，此处为营州及其附郭县广宁县之所在，属平州（治今卢龙）所辖，并非幽云十六州之地。今昌黎县得名于金代，其得名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重名。金初，昌黎仍沿用辽代的广宁县一名，但却与医巫闾山山前的广宁府（今辽宁北镇）重名。直到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金世宗改广宁县为昌黎县，名字来自历史上颇具盛望、但废置已久的古“昌黎”（古昌黎，位于今辽宁义县、北票、朝阳一带）。

源影塔得名于源影寺。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昌黎知县杨于陛在主持重修塔下寺院时，因塔下有井，以“水自有源、塔自有影”之意，定寺名为“源影寺”。但塔却一直被称为“昌黎塔”或“昌邑塔”，直至民国年间该塔才被冠以“源影”二字，称为“源影寺塔”或“源影塔”。

昌黎源影塔为辽金风格的八角十三级密檐式砖塔，目前学界定其为金代建筑。塔高目测超过30米（含刹）。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现塔身略有倾斜。

源影塔第一层檐下斗拱、檐柱等仿木构件，辽风明显。第一层檐下斗拱为双抄五铺作，转角斗拱做出列拱、角华拱；补间斗栱一朵，出45°斜拱。（见图1）

该塔层层檐下皆设斗拱，除第一层为双抄五铺作，第二层为单抄四铺作外，其他各层檐下皆为斗口跳。层间斗拱富于变化，其奇数层檐下的补间斗拱皆出45°斜拱，偶数层则无。（见图1）

图 1

一、塔身砖浮雕新探

昌黎源影塔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第一层塔身表面的砖雕，甚为华丽。站在塔下仰望，仿佛天上宫阙一般，如梦似幻。各种书籍文献皆称其为天宫楼阁，这种砖雕构图为中国古代佛塔中所仅见。

天宫楼阁为《营造法式》中记录的小木作，属于小木作建筑模型。古代常见的天宫楼阁大致分为三类：

1. 用于装饰藻井，位于殿内上方，宛如天上宫阙。如应县净土寺金代藻井（图2）。

图 2

2. 佛道帐、壁藏、转轮经藏的上层，缩尺制成尺寸更小的宫殿楼宇，仿佛小木作之上的“小小木作”，模拟成天宫一般的意境，《营造法式》中给出了图样（图3）。

图 3

3. 拱桥飞架的小木作建筑模型，桥上设凌空的殿宇。我国现存的此类天宫楼阁小木作实物，有二仙庙天宫楼阁（图4）、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天宫楼阁（图5）等等。

昌黎源影塔身砖雕给人的观感无疑更类似于第三种。

图 4

图 5

相比二仙庙天宫楼阁，与昌黎源影塔身八壁的仿小木作浮雕“天宫楼阁”最为接近的，要属镶嵌于大殿内壁上的薄伽教藏殿的天宫楼阁了。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据薄伽教藏殿心间南侧四椽栿下皮墨书题记）。

对比昌黎源影塔与薄伽教藏殿，塔身华丽在外、大殿装饰在内，大殿为四内壁布满壁藏、塔身是八外壁遍布砖雕，大殿前后两个门（窗）、塔身则是八门窗，大殿墙壁宽、塔身每面窄。

薄伽教藏殿殿内四壁无壁画，除北壁后门（现为窗）上方为天宫楼阁之外，其余皆为壁藏。殿内大木作的斗拱下方布满小木作的壁藏（图6左）和源影塔身檐下仿大木斗拱下方布满仿小木作浮雕（图6右），对比之下构图有相似之处。

图 6 二者皆为大木作之下的小木作，皆镶嵌于壁，皆为（木、砖）浮“雕”（魏斌、笔者拍摄）

谈起二者浮“雕”功能上的差别，薄伽教藏殿本来就是为了藏经，塔身浮雕却并非为了藏经。大殿只有北内壁镶嵌天宫楼阁，源影塔身作为正八边形的特殊对称形状，则采用了面面相同，面面布置天宫楼阁的作法。

提到正多边形，《营造法式》给出了前述第二种天宫楼阁，即转轮经藏上层缩尺制成的天宫楼阁图样、制度、功限等。图样中，转轮经藏上层处理成角楼、茶楼，以廊桥相连（图7）。相比之下，与昌黎源影塔身浮雕也有共同之处。

图 7

然而，图样毕竟是停留在纸面上，我们还能够从一些唐、五代的经幢和石塔上找到正多边形面面布置天宫楼阁的实例（图8）。虽然经幢或石塔上往往缺乏大木作的衬托，但仍可视其为石仿小木作。

图 8

我国现存的经幢和石塔上的天宫楼阁形式表现多样，实例数量也不少，图8左与右下为后晋的温县慈胜寺经幢、图8右为后周的邯郸百家村经幢。与昌黎源影塔的区别就在于一个直接雕造于塔身、一个则位于幢身之间的连接部位（华盖或华盖附近）。这种石质的天宫楼阁，我们姑且称其为第四种。

综合对比前述四种天宫楼阁中的第二、第三、第四种，我们找到了昌黎源影塔身浮雕的影子。但细分析之，塔身浮雕原则上却并不是天宫楼阁。

对比第二类，源影塔的浮雕并非小木作上层的“小小木作”；再对比第三类，源影塔身的“天宫楼阁”并非凌空，而是与地面有连接，更似门楼。

试想一下，如果古人把昌黎塔砖雕处理成悬空的天宫楼阁，塔身构图将如何？天宫之下保持素面？还是增设佛龛、佛像？

事实上，无论是辽宁地区辽系砖塔的券门做龛，还是河北等地辽系砖塔的真假券门，所表征的都是塔心室。作为地缘上更接近幽云十六州的昌黎，塔身理应近似幽云地区流行的券门，于是在某种机缘之下，处理成揽二桥于左右的城门与双阙（阙更适合置于塔身转角），是一种绝佳的选择。

诚然，塔身与转轮经藏不同，是可以做成正面隅面不同的构图的。如果源影塔的四个隅面不出廊桥与城门楼，而是饰以壁藏或者佛道帐或其他，或许就更接近大同华严寺或者其他现存实例了。若是在某一面的城门楼来一个妇人启门或许就更精彩了。

辽代砖塔的许多形制都是借鉴于唐、五代的石经幢（包括须弥座、塔身雕饰佛像等等），可以说特辽塔本身就具有经幢的基因，因此，石经幢更可视为昌黎源影塔身砖雕的直接来源。

谈到昌黎源影塔身砖雕构图的成因，有观点认为属于民间佛教信众标新立异的佛塔装饰，认为同期民间佛塔的类似实例还有非典型辽宁风格的朝阳东平房塔、朝阳黄花滩塔等辽金砖塔。但辽宁朝阳东平房塔、黄花滩塔的塔身砖雕尽管有民间因素，终未能摆脱以佛像为主题的传统，更谈不上为现存古塔中所仅见。而对于昌黎源影塔，虽说其砖雕在现存古塔中独树一帜，但《营造法式》与现存佛教建筑中是可以找到（近似）原型的。薄伽教藏殿的壁藏与转轮经藏，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等级，不似民间所为。此外，昌黎源影塔身的八个角楼下部，还特地做出小塔浮雕，合为八大灵塔，也是辽代砖塔常见的题材。因此笔者认为，昌黎源影塔身独树一帜的绝世砖雕，绝不是民间突发奇想的空穴来风。

总之，辽代砖塔以砖仿木构见长，其中以砖仿大木为主。辽宁地区的辽金砖塔几乎全为砖仿大木精品，华北地区则兼仿小木作。而华北地区辽金砖塔的仿小木作则以昌黎源影塔为登峰造极之作。

二、建塔年代新探

昌黎源影塔虽尚未发现明确的纪年，但学界现普遍认为其为金代作品，原因如下：

1982年维修该塔时，在第二层檐下一砖洞中发现的一锡质函匣。函匣匣底阴刻 “大明嘉靖二十六年春季月昌黎城……”字样。匣内底部放有铜钱七枚，年号为庆历、熙宁、元丰、元祐、建炎，皆为宋钱。除建炎之外，皆为北宋年号。

修塔的同时，还发现明钱及清钱，但明清铜钱并非位于此函匣中。这说明几枚宋钱为建塔之时一次性放入，宋钱上的年号中，南宋的“建炎”为最晚。建炎年号，共使用四年，即1127～1130年，时间对应为辽亡后的金代初年。因此，该塔被认定为金代初年所建。

但这种推断是否合理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其他古塔。

先看看朝阳北塔，朝阳北塔现存塔体主体建于唐代，辽代大修，现外观为辽塔。

朝阳北塔1984～1992年的在维修过程中出土了大量极其珍贵的佛教文物，其中不乏年代记载。

其中，天宫出土的鎏金银塔塔身内藏银经卷上有“重熙十一年（1042）四月四日”刻字。

朝阳北塔天宫石函门外砖墙上发现题记砖一块，上有“延昌寺大塔下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再葬舍利记”。另在天宫中发现的经塔第三重金筒的题记上有：“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时葬，像法只八年。提点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蕴珪记”字样。

朝阳北塔下宫中出土《砌匠作头》题名砖，末尾有“重熙十三年四月八日记”。另在下宫中八角形经幢第四节幢身仅有的汉文题字末尾刻写“大契丹国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午时，再葬讫。像法更有七年入末法”之句。

上述五处题记中四处的日期皆为“四月初八”，其中两个为“重熙十二年”，两个为“重熙十三年”。

古人建塔，普遍选择黄道吉日进行重大法事或直接作为竣工时间，并不管什么时候真正完工。四月初八是佛诞日，以佛诞日作为正式落成的日期是很正常的。朝阳北塔的官方完工时间很有可能就是“重熙十三年四月初八”。

但是，北塔第一层檐体中部还出土了砖舍利函，函内题记砖中有“重熙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字样。这个位置是类似昌黎源影塔出土宋钱的位置的（第二层檐下的砖洞），这个纪年是朝阳北塔目前所发现的最晚的一个纪年。这说明，尽管四月初八是官方的正式时间，可第一层檐体中部出土的纪年略有滞后，应为全部落成之后的装藏，尽管滞后的时间不多。

所以，正是由于这一滞后，也就有了建炎年号的铜钱是在全塔竣工之后再装藏的可能。

同时，笔者还觉得，若不是因为建炎年号的铜钱，此塔怕是就有很大可能被认定为是辽代所建了。金代初年时局不稳，此塔很有可能为辽代末年所建，于金初补建完工。

我们再来类比另一座辽代古塔庆州白塔，庆州白塔塔身有大康六年（1080）的墨书题记。若是没有其他年代证据，我们怕是直接要以墨书的年代作为庆州白塔的建筑年代了。可事实上，庆州白塔的塔刹及刹座中出土的砖碑有着非常明确的营建时间记载,“自重熙十六年（1047）二月十五日啓土開?地宫，四月十七日下葬舍利，積功至十八年（1049）六月十五日，及第七級。并随級内葬訖舍利。當年七月十五日於相肚中安置金法舍利”。

可见，庆州白塔的开工选在二月十五佛涅槃日，落成则选在七月十五盂兰盆节。大康六年的墨书实际上应该是后世维修时所题写。由此看来，仅因“建炎”年号的铜钱，就推断昌黎源影塔为金代作品，是否有些武断、是否有些草率呢？

此外，观昌黎源影塔第一层檐下斗拱、檐柱等仿木构件，以及八面塔身八门楼、八角楼、廊桥上雕刻的斗拱，辽风明显。

对于金代所建仿辽式塔，北京银山塔林五座主塔是最好的例子，年代越晚的金塔，斗拱趋于纤弱；而银山塔林三座年代较早的金塔，也出现了耍头雕成蚂蚱头，密檐层间结合过于紧密等辽塔中所不见的特点。

昌黎源影寺塔层层檐下皆设斗拱，转角斗拱做出列拱、角华拱，列拱仿木逼真。砖雕斗拱整体辽风雄健。

综上，笔者认为昌黎源影寺塔为辽代末年建筑，在主体基本完工之时因朝代更迭而停建。后在金代初年续建完毕并装藏舍利，故会有“建炎”年号的宋钱出土。

三、险被拆除的古塔

1976年唐山大地震，昌黎源影塔虽未震倒，但破坏严重，塔身倾斜，成为危塔。为了保护古塔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昌黎县相关部门决定拆除古塔。上报河北省后，省里表示同意，但拆塔费用由当地自筹。但由于经费不到位，当时又忙于抗震救灾，拆塔工作并未进行。

图 9

这样一直拖到了1982年，昌黎县政府拨款一万元，终于决定拆塔。在拆塔即将动工之前，又一次请示了省里，这次省里并未同意，而是通知拆塔暂停。时任的河北省副省长徐瑞林同志说：“一座历史古建筑，来之不易，拆掉就无法恢复了，只要能抢修就要抢修，还是慎重为好。”就这样，这座千年古塔保留了下来，昌黎也没有失去它的标志性建筑物。

总之，昌黎源影塔的塔身浮雕堪称一绝，在中华古塔大家庭中独树一帜，能够保留至今弥足珍贵。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信息宣传部整理、编辑，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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