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桃铝合金门窗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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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在瓷枕中的虎年憧憬2、满窗明月3、叙诡笔记｜“读书人”袁枚的为官之道：清官专断家务事

藏在瓷枕中的虎年憧憬

今年是虎年，时下全国各地多家博物馆围绕老虎文物举办的一连串展览中，虎枕这样一类瓷枕展品成为了“标配”。

古人对美好梦境的追求，都浓缩在有趣的瓷枕之中。感受这些留有余温的文物，既能帮助我们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也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经受住猛虎的考验，变得更加坚韧，继续保持对梦想的渴望。

【虎枕中的秘密】

上海博物馆虎年特展“虎笑寅年——中日虎年迎春展”中，就展出了一件“金代黄地黑彩雁衔芦苇纹虎枕”。按照展厅中的文物说明，这件瓷枕“作卧虎形，背作枕面，前低后高。模制成型，为左右两半粘合而成。虎身先施白色化妆土，再罩黄彩，黄彩之上又以黑彩描绘虎皮，笔法生动活泼。枕面未施黄彩，在白地上以黑彩绘雁衔芦苇纹。”等彩绘全部画完后，再施一层清釉，在窑内高温下一次烧成。这种工艺也被总称为釉下彩。虎枕主要在宋、金时期流行于中原一带，它的造型颇有特色，相信能给我们的虎年带来好运。

虎枕虽好，但还是硬邦邦一个，枕在头下硌得慌。这使人不免怀疑，这究竟是古人头铁，还是枕中另有其他妙处，使人爱之难舍。其实在古代，瓷枕的用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明器随葬使用，希望逝者安享永眠(这时软硬已经无碍)，另一部分则是专供消暑纳凉(此处通常需在枕面裹上软布)。根据文献记载，不论虎枕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瓷枕，在当时确有实际使用。比如，“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就曾作《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一首，其中“巩人作瓷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一句证明，硬邦邦的瓷枕，因有“消炎蒸”的作用，而成为古人夏季必备的床上用品。

不过，除了给头脑解暑的功能之外，枕头之中还藏着什么奥秘呢？另一位北宋学者刘挚还有一首专门以《虎枕》为题目的五言律诗写道：“耒阳得奇枕，状比猛兽姿。呀吻目睛转，中有机纽施。持须世所戒，羊质还可嗤。莫作邯郸想，曲肱吾所师。”这首诗的前四句交代了虎枕的来历和威猛身姿，五、六句化用成语“羊质虎皮”，取笑了虎枕藏在凶猛之下的呆萌。来到最后两句，又用“邯郸想”和“曲肱枕”这对典故，表达了自己不愿攀附权贵、洁身自好的政治理想，诉说了自己远离纷争、返璞归真的人生梦想。

由此来看，虎枕真不简单，不仅能消除炎热暑蒸，还能让诗人抒发感情，展现人格情操，不愧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古代瑰宝。我们见惯以景抒情，但以枕咏怀，可是头一次，此间的妙处，且让我们细细体会。

【瓷枕中的邯郸梦】

说到瓷枕，自然是睡觉用的，安然入睡之后，不管今人、古人都会经历一个生理现象，就是做梦。所以，“邯郸想”和“曲肱枕”这两个典故，无疑都与做梦有关。

“邯郸想”源自唐代小说家沈既济的《枕中记》一文。故事讲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一个卢姓的青年在邯郸城外旅店中，偶遇道士吕翁的故事。卢某感叹人生憋屈，功名不顺，道士就给了他一个青瓷枕头，“其枕青甆，而窍其两端”，大概是一枚朴实无华的瓷枕。拿到枕头，卢某也不讲究，倒头便睡，更不顾外面店主在蒸黍米饭，一会儿就要开饭。

这个枕头果然玄妙，卢某转眼发现自己不在旅店，已经到了家里。先有高门望族清河崔氏招他为婿，妻子美丽动人；后又中了进士，得到唐玄宗的赏识提拔，不断升迁，屡建奇功。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两次遭遇贬谪，又奇迹启复。八十多岁时，儿孙满堂，功成名就，因病去世。等他感叹人生无常时，猛然睁眼，发现自己仍在旅店之中，而店主的黍米饭还未蒸熟。吕翁在旁边问他可作了一个好梦。卢生怅然若失，不知是梦是醒。

邯郸吕翁的青瓷枕头没有留下来，但留下了“黄粱一梦”这个成语。不仅如此，这个故事后经过历代剧作家马致远、汤显祖的改编，以《黄粱梦》《邯郸记》等名字享誉中国文学史，而故事里的“吕翁”也被具体到全真教祖师吕洞宾的身上，成了一个点化、开悟的传说。这些都使得“邯郸一梦”，成为中国有关梦境小说的经典之作。

对于亲身经历北宋“新旧党争”，充分体验宦海沉浮的的儒家学者刘挚来说，或许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他想到了孔子曾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诗中的“曲肱枕”一词就出自《论语·述而》，曲肱就是胳膊。看来，在刘挚心中，与其枕着让人进入美梦的青瓷枕头，不如饭蔬饮水，枕着自己的胳膊，做一个朴实无华、无关富贵功名的清梦，更能助人安然入睡。

难怪，他会发出“莫作邯郸想，曲肱吾所师”这样的人生感叹。

【梦想成真，不如一枕】

从“邯郸梦”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人的心里，枕头与梦境有着天然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枕头，就能做到怎样的梦。针对这一想法，宋、元时期的古人就开发了大量与梦境存在直接映射关系的瓷枕，方便各位求梦者各取所需。

在瓷枕流行的宋代，在最为常见的长方形枕之外，多有如意形、元宝形枕传世或出土。在一定程度上，这体现了古人对梦境内容的主观意愿。不过，比起这些造型朴实的瓷枕，当时涌现的人物形枕，则以别具一格的造型和内涵，以物质的方式展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这些人物形枕中，首推以肖像童子造型而得名的孩儿枕。

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一件北宋定窑孩儿枕。这件瓷枕极为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活泼、天真可爱的男孩伏卧于榻上的形象。瓷枕通体施牙白色釉，底素胎无釉，以孩儿背作枕面，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翘，身穿长衣坎肩，印团花纹。卧榻为长圆形，榻边模印花纹，四面开光，其中一面凸起螭龙，相对的一面光素，其余两面凸起如意头纹。孩童眉清目秀，炯炯有神，神态自然，刻画极为传神，不仅让我们看到工匠的用心与技巧，也分明看到了宋、元民俗中祈子、宜男的文化内涵。

除了这类，孩童呈俯卧状、以背部作枕面的造型外，当时还有一类将孩童塑成侧卧状、上托荷叶形枕面的孩儿枕，也很流行。有学者研究，这类具有荷叶枕面的类型，很可能与宋代七夕风俗中小儿执莲叶效颦磨喝乐(佛教中称摩睺罗，即化生童子)的习俗有关。总体上讲，这两种造型的孩儿枕其实可以归为一类，本质上都反映了宋人思维中生育子嗣、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古人正是希望通过“瓷枕—梦境”这一实践方式，来获得“梦想成真”的交互效果。

类似这种孩儿枕造型的，宋代还流行过一种侍女枕(或称卧女枕)，这类瓷枕有时为一体态丰盈的贵妇，有时又为一女童侧卧于椭圆床榻之上，双腿弯曲。一般左臂弯曲枕于头下，右手叠左臂下方，有的造型也可能类似孩儿枕一样，手持莲叶枕面。至少由此来看，在古人的梦境中，(除开佳人入梦这一俗民主题外)，至少对男孩、女孩都有期待；祈求儿女双全的愿望，古今一理。

【枕中还有仙境】

如果说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只是古人“梦想”中的普遍需求，那么在满足这一常规操作后，就要进入更高一层次的精神需要。正如“邯郸梦”中的卢生，在经历宦海沉浮、八十而终的圆满之后，依旧表现出的怅然若失那样，若能在人生“之后”继续永享天福，就成为古人进一步的追求。而这样的精神诉求，同样也体现在瓷枕之中。

宋、元之间的瓷枕除之前谈到的几类以外，还有一种极为精美，造型非常独特，并引人入胜的类别。此类瓷枕便是人物楼台式瓷枕，其中最经典的或许是1981年安徽岳西县出土的一件，元代青白釉建筑人物瓷枕，曾入选《中国文物精华》(1984)。

这枚瓷枕胎质洁白，通体呈椭圆形，施青白釉，莹润光亮，清雅秀丽。枕面似一片翻卷的荷叶，两头上翘，中间微凹，饰棱形“卐”字纹，周边装饰卷云形连弧纹。枕身为楼台之状，制作者以塑雕和镂雕的手法，营造祥云环绕楼台亭阁、玉宇琼楼景致，正合“仙人好楼居”的古意。瓷枕内部塑有人像共计十八尊。

正殿神台之上端坐为一男性，高冠长袍，左右各有一个侍从拱手而立。阶下分立男女二人，手捧仙桃进贡。屋檐枋头都装饰均以如意云纹，宫门上珠帘垂挂，正殿两侧透雕铜钱纹隔扇。殿外有勾栏环绕两侧回廊，中有菱形镂孔，若祥云之状。背面亦有神台，宫殿布局与正面相似，装饰上略有差异。神台上端坐一女性，凤冠霞帔，左右各有侍从，台下为一硕大供炉，摆满供品，两边使者似为胡人、仙人装束。

除了前后神台主座二人，侍者四人、贡使四人，一共十人外，还有八人。他们或各持宝物、或两两相对私语，都神情各异，裙带飘忽、惟妙惟肖。难怪有学者认为，瓷枕所表现的可能是八仙为玉帝、王母祝寿的情景。

这类人物楼台式瓷枕显然为人们的梦境打开了另一个窗口，进入玉帝、王母的世界，分享仙桃、仙丹，与众仙人共享齐福。好比张耒在《谢黄师是惠碧瓷枕》的后半阕又写到的那样：“梦入瑶都碧玉城，仙翁支颐饭未成……不如华堂伴玉屏，宝钿敧斜云髻倾。”对古人来说，这一梦想甚至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所建首山宫、章安宫、光明宫，作千门万户，以邀西王母降临的盛景。

与之相仿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所藏“五代白釉镂雕宫殿人物枕”。它虽然没有后出的岳西瓷枕那么精致，但同样别致，独有韵味。这件瓷枕通体施白釉，枕面作如意头形，刻满缠枝花卉纹，两侧微微上翘。枕面下方是仿木结构建筑的宫殿形平座，门窗门拱、基址台阶都塑造得形象逼真。宫殿建筑前门紧闭，后门半开，一个夫人侧立于门前。这件瓷枕早于岳西出土瓷枕，但意蕴相通，且更加简明：在此梦里宫殿中，自有无尽妙处。这类被统称为“启门图”的通幽形象，不但见于瓷枕，还屡屡见于石窟、佛塔、经幢、舍利函、铜镜、玉器、卷轴画，甚至墓葬、石棺之上，足以引起人们无限遐想。

在金元以后，或许是瓷枕工匠在技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或者是使用者对梦境情节有了具体要求，这类以“仙人半启门”造型风靡一时的枕头，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所有那些继承者当中，最具特色的应该就是磁州窑“戏曲故事”瓷枕。这一更加简约的版本，用丰富的人物造型和朴素的装饰风格，留下更多有关古人梦想的真材实例。那些枕面开光上所描绘的动人情节，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历史故事，不如说，更像是人们私人定制的独家美梦。

【每个美梦中都有一个梦境守护者】

说了北宋定窑的孩儿枕，说了元代青白釉建筑人物瓷枕，也从黄粱一梦，说到“仙人半启门”，这些瓷枕都以其有趣的造型，精美的工艺，形象的构思，向我们诉说了古人的梦境与梦想。如果说这些瓷枕凭着自己本身具体的模样，就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的主人想要从中获得什么美梦，那么回到本文开头的虎枕。枕着这些“羊质虎皮”猛兽姿的古人，是要做个与虎共舞的好梦吗？

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古人的逻辑还是讲究基本法的。按照东晋葛洪的民间偏方大全《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卒魇寐不寤方第五”所言，有关针对‘做噩梦’的治疗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方以虎头枕尤佳”。为什么虎头枕能治噩梦？葛洪还又写了一本《梦林玄解》，其中提到：“霍幢真人秘授‘虎枕法’，能令神魂宁守，妖梦不见，延年养滎，升仙诞道之要也。”

葛洪为什么对“虎枕”这么有研究呢，因为他不但是《肘后备急方》《梦林玄解》的作者，还写了一篇“枕学”名著，《枕中书》。文中讲述了古代仙人的来龙去脉，所住名山仙洞，福地洞天。对于想要入山的初学道者来说，作为林泉守护的老虎往往是对他们的第一道考验。反过来，只有接受了老虎使者的检验，坚定了修道的意愿，才能找到进山“升仙诞道”的入口。

回到古人的梦境世界，既然美梦也被认为是进入仙境的渠道，那么化身为虎头的瓷枕，也就有了守护梦境、阻遏噩梦的实际功能。正因为这些猛兽的值班镇守，才保护了古代造梦者，安心遨游于美梦之境。当然，梦境守护者也不止于老虎，西域来的狮子有时也分担一些老虎的重责，以狮形枕的模样，一同为人站岗。

从虎枕、狮枕到“戏曲故事”瓷枕，从黄粱一梦到南柯太守，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人写作了太多与美梦有关的故事，也创造了太多与之相关的文物。唯一不变的，是对美好梦境的追求，都浓缩在这枚有趣的瓷枕之中。

(作者：张经纬 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 文汇报

满窗明月

人在旅途，夜晚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最打疼我们眼睛的一定是一窗一窗的灯光。那温暖、柔和的光亮，不禁勾起游子思乡思亲的情愫，照得内心的孑然孤独无处躲藏。

这种感觉恐怕人人都会有吧。

窗是家的象征。《说文》云：“在墙曰牗，在屋曰囱。窗，从穴。”远古时期，人们筑房造屋，在墙上或屋顶上凿出一洞，以透光和空气，还可让烧饭的烟冒出。白天看袅袅炊烟，晚上看荧荧灯光，在田里耕作的人就知道归宿在何处。虽然对一处房屋或一个家来说，门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窗，没窗或许可以将就，没门是万万不行的。但门更多的是物质属性，而窗却更多的是精神属性，寄寓了人们诸多情感和审美的内在要素。

小时候，家在农村，窗户是木头做的，由窗框、窗棂组成。窗棂也不讲究，简单的方格状。夏天钉上浅绿色的窗纱，冬天则糊上粗糙廉价的麻纸。这种麻纸上面疙里疙瘩，透光性差，白天屋里也暗乎乎的。天麻麻亮的时候，经常被鸡鸣或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吵醒，又不愿意起来，就盯着窗户看，那些纸上的疙瘩竟被看出了诸般人或动物的形状，就像看天上的云彩一样，白云苍狗，天马行空，有趣好玩。遇到凛冽的寒风在树梢上狂啸，薄薄的窗纸呼哒呼哒地响，反而觉得室内暖和，睡得更香；有时窗纸突然就被吹破了，冷风顺势从破口处灌入，如果恰巧遇上下雪，雪花拥挤着飞舞，能把人冻得上下牙打架。这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找些旧棉衣棉裤塞到窗格，待风儿消歇了，再重新糊上窗纸。

因为窗纸薄而脆，故留下一句歇后语，事情即如窗户纸——一捅就破。

讲究一点的人家将窗户做成了艺术品。那一年我去山西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不禁为各种窗棂所吸引，造型各异，式样繁多，不仅仅是方格形的，还有菱形、圆形、扇形、瓶形等等我叫不出来名的形状，还雕刻着蝙蝠石榴、葫芦仙桃等寓意美好吉祥的物事。普通人家喜欢在过年或结婚时贴窗花，即在窗户上贴上各式各样的剪纸，或飞禽走兽，或神话人物，或五谷丰登，或福禄喜寿，红彤彤，喜洋洋，一个物质的窗户成了透视人们心灵的窗口。山西有一首民歌《剪窗花》，这样唱道：“银剪剪嚓嚓嚓，巧手手呀剪窗花。莫看女儿不大大，你说剪啥就剪啥。啊儿哟，祖祖辈辈多少年，解开多少愁疙瘩。不管风雪有多大，窗棂棂上照样开红花。”物质生活固然重要，可艺术的生活同样不可或缺，精神的抚慰让一切都漾出了生命的机趣，与过年贴窗花一样，一条红头绳就足以令喜儿欢欢喜喜过个年。

窗户是人们在室内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连接点，即使足不出户，一年四季的细微变化，春草绿了，秋叶黄了，风雨雷电，雪花纷飞，都能在窗前依次展现。窗户更像是一个画框，涂抹描绘出各种色彩各种意象的图画。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如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张耒：“梦觉隔窗残月尽，五更春鸟满山啼。”李清照：“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白居易：“清风两窗竹，白露一庭松。”等等。现代诗人卞之琳也有名句：“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清代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开窗莫妙于取景”，其实，窗外的景色是固定的，如何看景，更在于取景者的心情。譬如秋末的残荷，破败寥落之相何美之有？乐观的人却找到了听雨之乐。“隔窗听雨”成了古诗词中最多见最丰饶的意象。而东西南北四面的窗，本是普普通通的方位，却被诗人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特殊况味，如南窗寄傲，北窗下卧，西窗剪烛，东窗嘛，哈，——东窗事发！窗户也有诸多雅称，如茜窗，绿窗，竹窗，纸窗，玉窗，金窗，幽窗，轩窗，等等，这些好听的名字无不盈满了诗人温润美好的意趣。

窗外的风景不仅是风景、是美，有时还是信念、意志和生命。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青年女画家琼珊患了肺炎，病得厉害，而且对活着已失去了信心。她躺在床上望着窗对面墙上的常春藤，秋风中叶子一片一片落下，她认为最后一片叶子落下的时候，她也要随之而去了。但奇迹发生了，经过几天的风吹雨打，那最后一片叶子依然贴着墙挂在藤枝上，绿中泛黄，不曾凋落。琼珊以为这是天意，信心大增，身体竟好了一半。后来得知，那片叶子是老画家贝尔曼在闻知此事后在夜雨中画在墙上的，他却因此患了肺炎死去。这时的窗，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来的是人性善的底色和力量。

我现在的居室，南窗北窗通透，不再是狭小的纸窗，而是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北窗外是一条河，河对岸是公园，花红柳绿，碧波荡漾，四季皆为风景。南窗外不仅可观赏小区庭院的绿草如茵、枝叶扶疏，更喜欢明月破窗而入的清幽感觉，一如李白诗句“满窗明月天风静”所述的意境。明月装饰了窗子，窗子也装饰了人生的诗和梦。（刘江滨）

叙诡笔记｜“读书人”袁枚的为官之道：清官专断家务事

呼延云

在“叙诡笔记”这一专栏中，清代大文学家袁枚和他的《子不语》是出镜率最高的作家和作品之一，无他，只因《子不语》实在是一部记载了太多怪力乱神的笔记小说。虽然论文学性它不如《聊斋志异》，论知名度不如《阅微草堂笔记》，但就作品本身所反映的清中期的社会现实而论，它丝毫不逊于另外两部作品。事实上，由于袁枚既不像蒲松龄那样一直“在野”，也不像纪晓岚那样长期“在朝”，而是短期出仕后（约有七年）就辞官归隐，酬唱林泉，笔下反而多了几分清幽恬淡的“客观”气质。

《子不语》扬名于民间，《随园诗话》显达于墨客，既然撰笔记者是一奇人，后人势必以笔记撰之，这其中，袁枚在担任溧水、江宁、江浦、沭阳等地县令的七年时间里，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子不语》

一、一张黑榜治奸民

《清史稿》上记袁枚为宦事，只有一句：“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据史料记载，早在袁枚参加科考中进士的过程中，就得到乾隆朝名臣尹继善暗中相助，文端公（尹继善字文端）后来出任两江总督，当然希望得到这样一位人才主持地方，因此对其多有提携，而袁枚的表现也很出色，以至于他的判词竟成了当地人人传唱的歌词。

“枚亦遇事尽其能”，其实是把袁枚的政绩轻描淡写了，在当时的官场中，他无论如何都是一位既清廉又有才能的好官。这一点在清代笔记中颇多“总结”。如陆以湉《冷庐杂识》中就说：“其为宰时，清勤明决，无愧循吏。”具体说来，袁枚为县令期间相当勤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而易宗夔于《新世说》里则对他的折狱之才详加叙述：“袁简斋历任溧水、沐阳、江宁知县，有折狱才。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也就是说袁枚每到一地，都在明察暗访之后建立了一张“黑榜”，把不良分子的名字公示，三年没有劣迹才从榜上撤下，这种做法既对黑恶势力是震慑，也是劝勉，给其改恶从善的机会。

《冷庐杂识》

当时有一块乡间土地，因为没有地契，所属不明，导致附近两家人聚讼多年，争执不休。袁枚见他们打官司的状纸前前后后堆起来有山高，就笑着说：“讼久则破家，吾当为若了之。”于是把所有案牍都作废，重新测量土地，发给地契，使他们各自耕种，一起积案就此告终。

据《碑传集》记载，乾隆十三年，江南发生灾荒，铜井村将一批粮米运到吴门的时候，“有率劫之者”。这样的抢劫搁在其他官员的手里就是“杀头”二字了事，但袁枚以为，灾荒之年，遇到犯罪应该慎刑，于是详加调查，才明白是当地百姓害怕灾荒进一步加重，才将这些粮米截留，以做救急之用。袁枚“谕以情法，追米还之”。

袁枚的父亲从广西来探望儿子，“虑子年少，不谙吏才”，便到乡间暗访儿子的官声，听一个女子说“吾邑袁知县政若神明”，才放下心来。而袁枚的为官之道，也真有发人深省之处：“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说白了就是当领导的要管好身边人，多贴近群众，自然就政通人和了。

不过相比处理上述问题，袁枚有个特殊的才能，就是古人云“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他却似乎特别擅长处理家务纠纷。

《碑传集》

二、早产宝宝是贵人

方濬师著《蕉轩随录》记载，袁枚任江宁县令时，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大风，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韩姓者，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民们问明她的姓氏，次日送其还家。韩姓女子本与江宁县东城李秀才的儿子订婚，李秀才“疑风无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想必是儿媳妇与铜井村中某人有奸情，找个借口跟奸夫约会去了，便到县衙告状，要求退婚。袁枚说：“古代还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拿出元代著名学者郝经所著《陵川集》示之，书上果然记载着有个吴地女子被风吹了六千里来到一户梁姓人家，且有诗为证：“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负从钟建背。争看灯下来鬼物，云鬓欹斜倒冠佩。自说吴门六千里，恍惚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尽朝贵。”李秀才顿时傻了眼，无话可说。袁枚说：“郝文忠（郝经谥号‘文忠’）一代忠臣，岂肯诳语？只是当年那个吴门之女旺夫，嫁给梁家后，梁家大富大贵，恐怕你的儿子没这个福气喽！”李秀才赶紧撤销了诉讼，“两家婚配如初”。

尹继善听说了这件事后，感慨万千：“所以说还得是读书人来做官啊！”

《蕉轩随录 续录》

李调元著《淡墨录》中亦记载一事。袁枚任沐阳县令时，有个女人出嫁五个月就生下一个儿子，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早产，但古人却以为那女人必定是婚前就与人有奸，“先孕后嫁”。丈夫忍受不了乡里乡间的嘲笑讥讽，一纸状子告到县衙，不仅要休妻，还索要娶亲时的彩礼。第二天公审时，“观者如堵”，袁枚“盛服而出”，向原告祝贺，那人“色愧俯伏座下”，以为县令是在嘲讽自己，但袁枚却说：“你实在愚昧，可谓得福而不自知也！”然后问原告被告两家是否有人读书识字，两家面面相觑，都摇头曰否。袁枚说：“今天的官司，就是因为你们两家不读书所致。自古生育之事，有速有迟，皆属正常，在史书上有很多记载，过了产期才降生的‘感气之厚生而主寿’，早于产期而降生的‘感气之清生而主贵’。前者比如尧和舜，后者比如本知县，也是母亲怀孕五月即生下，虽然才疏学浅，却也入选词垣，出司民牧，为一县之宰，不信，问问我的母亲即知。”言罢，让那女子抱着孩子进入县衙后堂，片刻，“儿系铃悬锁，花红绣葆而出”。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时，妇人跪在地上哭泣道：“蒙太夫人优赏，已经认了我儿做孙子。”袁枚一听，立刻严肃地对原告说：“这么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义子了，我会好好教导他，让他将来的功名一定在我之上。”堂下的人们齐声欢呼，“于是两家之羞尽释”。

《淡墨录》

从袁枚断此类案件的方式来看，确有独到之处，第一是他能精确地揣摩当事人的心理，发现此类家庭问题的产生，往往不是根本利益受到损害，只是被风俗习惯缠绕的心结，只要能够证明那个心结不但无祸反而有福，那么当事人往往可以顿开茅塞；第二是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才子，他可以随意调动丰富的知识为己所用，利用国人对学问的膜拜——甚至是盲从——来给自己的论点找到论据；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袁枚虽然贵为一县之长，却从不以势压人，而是循循善诱，甚至不惜拿自己当例子，极大地增强了说服力，令诉讼双方口服心服。

当然，袁枚这种温和的办案方式，只是应对“家务”，如果遇到人命官司，那也是杀伐决断，毫不留情。

三、夹凳鞭布审奇案

在清代笔记《折狱奇闻》和《志异续编》中，都记载了袁枚平反的一起轰动一时的“咬舌杀人奇案”。

《折狱奇闻》

有一个裁缝，妻子早逝，家里只有一个女儿，颇具姿色，父亲每天出门做工前，都关闭门窗，让女儿在家做针线活儿，“里中恶少，争艳美之，而无隙可乘”。

一天，其父晚归，见家门打开，呼女不应，进门一看，只见女儿被人用她的裹脚布绑在一张凳子上，早已死去多时，下半身的衣服被扒掉，遭到奸污，地上有半截人舌，女子的脖子上有掐痕，分明是奸杀。裁缝连忙告官。县令立刻下令搜索附近有无断舌之人。捕快们最后在一个寺庙的香案下面找到一人，“口血淋漓，问之，摇首不能言”，于是抓到县衙，判了死刑。

不久，袁枚接任县令一职，在查阅此案的卷宗时，心中起了疑惑，“谓行奸必先调奸，调奸必先亲嘴，今舌被女咬断，其人定负痛逃走，何由再行缚凳奸毙”？于是断定：断舌者就算是涉案人，也绝不可能是奸杀的正凶，于是将他打了一顿板子就释放了，另外缉拿凶手。

就在这时，从县衙里面传来消息，说是县令大人不做旁的事情，“日日审问板凳脚带”，用夹棍夹、拿鞭子抽，这一下可让大家备感惊诧。这一日悬牌复审，观者如堵。袁枚事先跟县里的武官打好招呼，说真凶掩盖不住好奇心，很可能夹杂在人群中听审，等到人们挤满县衙，就关门放炮，“不可走漏一人”。果然审案审到一半时，县衙里的人已经多得挨挤不开，“忽然炮响门闭”。众人皆不知何为，袁枚说：“人命关天，审问须严，我只能夹凳鞭布，祈求神明告我真凶为谁，昨夜我梦见神明告我，今日凶手可获！”然后让衙役将裹脚布挂于两楹，“欲出者，以手扶布，自东至西，始准放出”。袁枚告诉听审的人们，神明有示：如果凶手摸到布，“布即绞住不能脱”。大家于是排好队，轮流扶布而出，“内有二人，身未近布，手已惊颤不定”。袁枚喝令将他们拿下，二人当即认罪，被明正典刑。

原来，那一日有个货郎经过受害女子的门口，女子下楼买线，谈好价格去屋里拿钱，有个恶少趁机溜了进去，等女子付完钱，拿着线关上门时，恶少从藏身处冲出强吻之，被女子咬断舌头。恶少疼不可忍，开门遁去。正好另外两个恶少经过，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屋门半敞，“侧身入，虚无人声”，等看到屋子里的女子正在呆坐，顿起淫心，搂而求欢，女子大声呼救，“于是一人掩其口，一人解女裹足布”，将她绑在凳子上先奸后杀……

袁枚破获此案，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陈述古擒盗”有相类之处，所不同的在于，一个是扶布，一个是摸钟，但都利用了罪犯心虚、畏惧、胆怯、惊惶、不惜一切地遮掩罪行乃至过度的自我保护的心理特征，从而使其自我暴露，自投罗网。从这一点上看，随园主人绝不是只会写词话和品美食，断起案来照样能师法古人，头头是道，真个应了尹继善那句“可谓宰官必用读书人矣”！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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