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张维炯教授解析财富的焦虑

中欧张维炯教授解析：财富的焦虑

中欧张维炯教授解析：财富的焦虑 MBAChina 　　方正的脸型，高高的额头，一米八五的个子，李文涛生就一副北方大汉的模样。可他却是个土生土长的江西人。

外人眼中的他，常年一双黑布鞋，爱喝茶，不喜热闹，很少参加聚会，“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即使是朋友，也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和家人早在八年前就都已经是加拿大绿卡的持有者。“移民可以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前程。”李文涛说。

可是，“孩子”不是他离开的唯一理由。

李文涛自然不是唯一一个有移民想法的人。经济观察报自2013年8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历时两个月的“中国企业家安全感调查”。结果显示，42.86%的企业家处在“非常焦虑”的状态；另有35.71%的企业家是“轻度焦虑”；自认为“不焦虑”的企业家只有1.43%。这意味着，被认为是“成功群体”一部分的中国企业家多半都活得并不轻松，更别提快乐。

有很多原因解释企业家的焦虑。经营的困难、竞争的激烈、市场环境的恶化都可以视作原因。但一个被受访企业家普遍提及的词汇是：不安全。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滕斌圣认为，“企业家焦虑在全世界都不鲜见。但造成中国部分企业家焦虑的主要原因却来源于法制等社会机制等还不够健全”。显然，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

接受经济观察报调查的企业家当中，有45.71%的人们表示：已经或者正在计划移民。

看起来形势并不乐观。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张维炯更愿意用一种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焦虑”的企业家和他们的移民计划：“亚洲一些国家已经有过企业家先移民、而后回流的例子，中国的情形也会是如此。”

焦虑的企业家

李文涛今年51岁。他大学毕业后在江西某媒体工作了近十年。之后来到北京创业，经营一家广告公司，至今已经20余年。

“这二十年没有一天是轻松的日子。”他解释说，“日子不轻松”的原因有很多。初到北京的无助彷徨自仍然历历在目，但李文涛认为更与制度建设不健全有关。

李文涛的话或许代表目前中国企业家的心声。

“做生意要懂规则，可是很多时候都没有明确的规则。它总是在变。”受访企业家蒋立宽说。现年42岁的他在北京三次创业。他说创业路上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不能说我们没有法律，但“（有些东西）法律虽然写明了，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要求来做，恐怕不少企业都只能关门大吉”。

李文涛就以自己所在的广告行业来举例分析。他说，投标的过程看似透明，但想要中标却是“一件复杂的工程”。除了经营广告公司，李文涛后来还开过餐厅，做过楼盘销售代理，“乱七八糟做过很多投资”。经历得多了，一向不喜交际的他也慢慢摸出了一些“门道”。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尽管熟识的朋友已经记不起他当年刚到北京的模样，但却对他近年来“网罗资源”的能力印象深刻。

“他是那种在复杂的饭局里能很快看出谁有‘资源’的人。”有朋友这样评价李文涛。

事实上，40%的受访企业家表示，当前的商业环境“不利于竞争”。尽管大企业可能会有同感，但中小企业显然更为脆弱。蒋立宽所说，“十年前，我们很难从银行拿到*，因为我们没有抵押；现在也依然如此。”

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美国硅谷和加拿大，注册企业只需要一天，政府还会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基金申请信息和定时回访服务。

熟悉规则的李文涛和多次创业的蒋立宽虽然已经是成功者，但更多的企业家却在不透明的环境里备受煎熬。受访企业中，现年46岁的严军在北京经营着一家水务环保公司。他坦言，“我从不认为创业就是做买卖。有太多的事情不在明面上。”38岁的卢天宇在互联网行业创业已经12年，他说他一直过得“不踏实，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一位名叫周璞的企业家今年31岁，在北京创业四年，却给自己买了较之前三倍的医疗保险。他说，“我一直都非常焦虑，压力很大。”而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没有一个行业是透明的。

合适的距离是多远？

除了喝茶、找朋友聊天，创业二十年后的李文涛有了新的爱好：收藏名车。在他位于顺义别墅区的车库里，有宝马、保时捷和加长林肯。平常他常开宝马出门，虽然他的最爱是加长林肯。尽管生活看似富足无忧，李文涛的纠结却从未改变。“谁都知道要跟政府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可是，合适的距离是多远？”李文涛说自己“无奈”。卢天宇则坦言，“作为生意人，我希望离政府官员越远越好。”这样的心声在受访企业家中并不鲜见。“若即若离，需要企业家巧妙周旋，把握好分寸”，听起来像是一项高难度的技巧，但它代表的是42.86%的企业家心目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另有15.71%的企业家甚至认为，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下，企业家应当想方设法拉进与政府的距离，做到“相互依赖，官商一体”。在中国有将近六成的企业认为，与政府的关系对于他们的商业成功至关重要。

但如何与政府进行良好沟通却是各显神通。李文涛自认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说，他从商20余年，深知谨慎才是沟通的关键。

当然，也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把与政府沟通奉为经营要事。在经济观察报的调查中，也有37.14%的企业家将柳传志“企业家应当在商言商、专心经营企业”的理念奉为信条。这样的企业家一般其公司业务与政府无甚关系。比如，蒋立宽就一直专注于第三产业创业。他眼中的政府官员是“温文尔雅，不怎么需要刻意维护关系”。

然而，就整体状况而言，法制不够健全、不把权力关进“笼子”，“要企业家靠自身的经验和直觉去把握与政府关系的分寸，很难。”滕斌圣说。

最难的地方或许在于：企业家对于政府是有所求的。即使是态度略微平和的企业家也承认，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做好生意的前提都是政府创造出“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在中国，这一点或许尤为迫切。在调查中，高达42.86%的企业家希望，“政府能够创造好的商业氛围、政策要具有长期性”；另有38.57%的人们则呼吁“更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

移民了，你还会回来吗？

或许是因为曾是媒体人，李文涛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他说他认可朋友给他的评价，“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他仍然准备离开。“我年纪大了，不想折腾了。”李文涛说。他有慢性鼻炎，在北京时老发作，到了温哥华却“立马消失”。

2005年，李文涛卖了北京的六套房产，只留了一套600平米的别墅。把主要资产换成美元和加元后，他在温哥华购买了一幢800平米的新别墅，附赠一个大院子。觉得在国外生活有保障的他很快便安排妻子和孩子出国。如今，他12岁的女儿已经就读加拿大私立中学，曾为外企高管的妻子也在大洋彼岸成了“全职妈妈”——不能说“全职太太”，因为李文涛的公司还在国内，他本人也还主要呆在北京。

除了李文涛，一直认为“国内有更多机会”的蒋立宽也早在15年前拿到了加拿大绿卡，妻儿也已经入籍；虽然没有立即移民，但卢天宇已经为出生才一年的孩子在美国置办了房产。李文涛和蒋立宽都坦承，在温哥华，他们这样的原籍中国的企业家或者企业家家人数目并不算少。这与经济观察报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调查发现，虽然有15.71%的企业家寄希望于“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以减缓焦虑，但将近一半的企业家却已经移民或者正在计划移民。

“我在考虑‘拿一个国外的身份’。”暂时尚未移民的周璞说。将“移民”与“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分开来谈或许不是中国人首创，但在目前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确更为常见。

张维炯将企业家移民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七种：拿国外的护照，方便出行；为了孩子的教育、自己的养老而移民；为了更安全的食物、水和空气而移民；担心大的社会波动，为了财产安全移民；为了表示“富有”，随大流移民；为了投资海外而移民。还有一种，便是有“原罪”，不得不移民。在经济观察报接触的企业家当中，虽然有人直言，“呆在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不踏实”，但为了出行方便、孩子教育、食品安全而考虑或者已经移民的企业家，仍然占到了移民企业家的大多数。

选择或者准备离开的人们似乎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一声警钟。毕竟，谁都知道，这个阶层代表的是中国的财富，还被认为是国家的精英，但乐观的声音也不是没有。

滕斌圣的观察结论是，尽管会有部分企业家把企业卖了，“走人”，但对于大部分移民企业家而言，离开只是为了一个“身份”，或者说一份“安全感”。人生的根、大部分的家人还有几乎全部的事业和资产都还在中国。他说，企业家们若“连根拔起”，固然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出现“空心化”，但所幸的是，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大部分移民企业家显然深知这一点。

“他们不过是给自己和家人多留了一条‘路’。”滕斌圣说。部分受访企业家的说法为此提供了佐证。身为家中独子的卢天宇则说，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他不会真的离开。“毕竟，我的工作在这里，父母也需要我”；认为国外创业环境更为友好的蒋立宽也承认：“加拿大税收太高，机会远没有国内多”。

张维炯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移民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曾有过类似现象。韩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曾有大批国民前往美国，但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仅仅20年之后，便出现了韩裔美国人“回流”。在中国，“回流”现象在留学生当中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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